是敲诈勒索，还是索赔过度？——关于维权的边界

         敲诈勒索罪 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使用威胁或要挟、恫吓的方法，强行索要公私财物的行为。规定 在 《 刑法 》 第 274 条 ： 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敲诈勒索的，处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 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 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一种 “维权型” 的 敲诈勒索 案件 ， 即人们自以为是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利，向其他人索赔，但对方却以受到敲诈勒索进行报案。

         正当维权与敲诈勒索，该如何界定？受到侵权损害时，我们争取自身最大利益的边界在哪里？今天让我们通过几 个案例， 简单了解一下 。

案例一：黄静维权案

         被告人黄静在购买华硕笔记本电脑时，发现质量不合格，且对方使用了测试版处理器。她选择向媒体曝光，以此为筹码向华硕索赔 500万美元。华硕公司选择报案，黄静被以敲诈勒索罪判处刑罚，后经再审，法院认为其行为是“维权过度”，不构成敲诈勒索罪，依法改判其无罪。

         案例中的被告人黄静，之所以法院一审、二审均以敲勒索罪判处其刑罚，理由是：尽管华硕公司欺诈了消费者，在笔记本电脑上使用了禁止使用的 “测试板”配件，黄静购买此笔记本电脑仅花费2万元人民币，但其以“不赔偿即向媒体曝光”为要挟，向华硕公司索赔50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估计至少在4000万以上），显然，从“华硕”欺诈消费者，制造、销售不合格产品，给被告人造成的损失，与被告人向“华硕”勒索的数额来作比较， 二者之间数额相差巨大，据此，可以认定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客观上，被告人以手中握有华硕公司的把柄，对“华硕”实施了恐吓、威胁、要挟行为，其行为完全符合敲诈勒索罪的犯罪构成。

认为被告人黄静无罪的理由：

         1、本案的起因是由被害方“华硕公司”，首先实施不法行为，实施了侵犯消费者权益的欺诈行为，并且被告人黄静作为消费者，是直接的受害人。

         2、所谓的“把柄”是华硕公司自己实施不法行为产生的，并非为被告人所制造。

         3、黄静以媒体曝光为要挟，华硕公司因担心“声誉”会受损，影响产品销售量，其要挟行为，虽然足以使华硕产生恐惧心理，但对产品制造、销售商的 不法行为进行曝光，是所有公民都具有的合法权利，作为直接的受害者黄静更有这个权利。

         4、民事纠纷的解决可以是协商、调解、仲裁、诉讼。本案，黄静行使“索赔权”有明确的法律依据，解决民事纠纷的方式，黄静选择的是“协商”，虽然在索赔中，黄静利用了对方害怕曝光的心理，实施了“天价索赔”，但从本质上讲， 其行为还是属于民事中的“胁迫”行为，即便双方达成并已履行了协议，按照民事法律规定，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华硕公司也可以“显失公正”、或受胁迫等理由，请求相关部门予以撤销协议，返还财产。

         5、民事纠纷属于私法领域调整的范畴，在索赔协商时，黄静的天价索赔，显然是没有法律依据，也不可能得到法律的支持，但此行为仍然属于违反民事行为所应遵循的“公平、等价”原则。

         综上所述，本案黄静 有正当行使 “索赔权”的法律依据，用以威胁、要挟的“把柄”正是其行使“索赔权”的客观事实依据，与索赔权紧密相关，其“天价索赔”行为，不仅没有法律依据，也有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民事纠纷的协商中，“天价索赔”毕竟是单方意思表示，像这种，对案件的发生，被害方（所谓的被敲诈方）有重大过错甚至有严重违法、犯罪行为时，“维权者”仅以曝光、举报对方直接实施的对“维权者”加害事实为要挟，进行“高额（天价）索赔”的，不宜认定敲诈勒索罪。

案例二：郭利维权案

         被告人郭利的女儿食用恩施牌奶粉后出现健康问题，郭利将奶粉送检发现不合格。他多次找公司索赔，并向媒体反映问题。后公司与郭利达成和解协议，赔偿 40万。但当郭利要求赔偿300万时，公司报案，郭利被刑拘并最终被以敲诈勒索罪判刑。后经法院再审，认为其行为是“维权过度”，不构成犯罪，依法改判其无罪。

         该案无罪的理由 与 黄静案相同，甚至比黄静无罪的理由更充分。再审法院认定为是 “过度维权”， 在律师 看来，这种行为是否属于维权过度都值得探讨，因为 “问题奶粉”已经严重损害了其女儿的身体健康，索赔300万，很难说是过度维权，况且，对生命、健康权的损害，是很难用金钱来精确计算的。

案例三：甲因车辆被刮蹭索赔案

         2020年2月1日凌晨0时15分左右，甲驾驶车辆（旧车，车辆价值在一万元左右）正常行驶，与逆向行驶乙驾驶印有公务车辆标志的车辆相刮蹭（造成甲车的损失不超过500元），双方下车察看车辆时，甲闻到了从乙身上散发出大量酒味，知道 乙系酒驾（或醉驾），在现场双方在协商赔偿时，甲知道 乙系公职人员，且系酒驾（醉驾），以此为“把柄”，向乙索赔30万元，声称“不给，立马向交警报案”，乙考虑了自己是局长，组织上正将其作为副县长人选考察，害怕因醉驾影响其前途，遂双方私了，由乙当场手机专款30万元给甲。一天后，乙了解到甲的身份也是公务员，认为甲的行为构成了敲诈勒索罪，大胆肯定甲也不敢把此事闹出去，并且认为就算是闹出去，经过了一天，也无法检测到他血液中的酒精含量，遂到甲单位找到甲，向甲表示：“只造成你几百元的损失，赔偿10万元可以了，要求甲退还20万”，甲拒绝退还，乙报案，遂案发。

关于此案乙的行为是否构成敲诈勒索罪？有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是乙构成敲诈勒索罪。理由是：客观上甲利用了乙酒驾且系公职人员的 “把柄”，以不给30万元赔偿即现场报警相威胁，使乙产生恐惧心理，支付了30万。损失不到500元，索取却是30万，据此，足以认定甲在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第二种意见是乙不构成敲诈勒索罪。其理由与黄静、郭利维权无罪案相同，认为甲的车辆因乙违章驾驶发生刮蹭，造成了甲的车子受损，甲向乙索赔具有正当的权利来源，甲用以要挟乙的事由（把柄），与本次交通事故紧密相关 ， 甲超出实际损失巨额索赔的行为性质，仍然是 属于 “过度维权” ，其行为不构成犯罪。

         律师认为 甲的行为不构成敲诈勒索罪。

在此强调，维权型 “敲诈”案无罪，必须同时具备以下两点：

         一、 维权者行使维权索赔必须具有 正当基础 ；

         二、 用以 “要挟”对方的把柄必须是与维权发生的事由 紧密相关。

         比如，在高档餐厅的菜里吃出 “大头苍蝇”，据此行为人以“不赔，将向媒体曝光”为要挟，向餐厅老板巨额索赔，老板因害怕影响其餐厅生意（营业收入），予以赔偿，其行为因索赔具有正当性，而用以要挟的“把柄”，正是产生维权（索赔权）的事实依据，故维权者的“敲诈”（巨额索赔）行为不构成敲诈勒索罪。但此案如果是，“大头苍蝇”是维权者事先准备好后，偷偷放入菜盘中的，则维权者的行为当然构成敲诈勒索罪。

         另外，维权型 “敲诈”无罪案，一定要注意，维权者 用以恐吓、威胁、要挟的“把柄”，一定是与产生维权根据紧密相关的事实，比如，案例三中，发生交通事故，甲以要向交警报警作为要挟，向乙巨额索赔，可以认定为“过度维权”，不构成敲诈勒索罪；但如果甲不是以向交警报案作为要挟，而是以向相关部门举报乙贪污、受贿犯罪事实为要胁，向乙索取了巨额的因车辆刮蹭赔偿款，则甲的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理由是，用以要挟的“把柄”（即贪污、受贿事实），与因交通事故而产生的车辆损失索赔毫无关联。

案例四： 某女子强奸 “敲诈”案

         某 女 子 被乙强奸， 该 女 子 以 向公安机关报案作为威胁、要挟，向乙索取了 20万元。

         律师 认为， 某 女 子 的行为亦不宜以敲诈勒索罪论处。理由是： 某 女 子 被乙强奸，其人身和精神上都受到伤害，其向乙索赔具有正当性，用以要挟的事实是自己被强奸的事实，也是索赔权产生的根据，故其巨额索赔行为不宜以罪论处。

         但是， 如果是 其他人丁 以向公安机关举报乙强奸 某 女为要挟，索取乙的财物，则丁的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理由是，举报犯罪是每个公民都拥有的权利，但不能以此为手段索取他人财物，由于丁不具有向乙索取财物的正当、合法事由，故其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