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中国》阅读分享

《乡土中国》的作者费孝通先生是享誉海内外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其一生致力研究中国社会。在书中，他用简洁通俗的语言分析了中国基层社会的主要特征，其提出的 “差序格局”、“礼治社会”、“教化权利”等一系列概念，打开了中国乡土社会的大门，也为我们提供了透视中国国民性的一面镜子。

为什么我们总说熟人好办事儿？为什么中国人总被诟病缺乏公德，事不关己就高高挂起呢？为什么职场里有先来后到、论资排辈呢？而这些又和中国社会的 “乡土性”有什么联系呢？这些问题在《乡土中国》一书中都能够找到答案。 下面，本文将从 “安土重迁”“差序格局”“礼治社会”三个关键词出发，带大家理解我们身处的这个“乡土中国”。

一、安土重迁

安土重迁指的是对土地的依赖，以及因此而产生的缺乏流动的熟人社会。

对于那些没见过世面、穿着不时髦、表情呆滞的人，尤其是乡下人，人们往往会嘲笑他土里土气、土头土脑。在人们眼里，土气是落后、贫穷、无知的象征。但是费孝通认为，正是这个 “土”字点出了中国基层社会的根本特征，那就是人们是附着在土地上的。可以说，“土”塑造了我们的国民性，我们的信仰和文化。

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农业社会，新中国成立以前，农民的比例占到总人口的 90%以上，农民的谋生方式是种地。费孝通说，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黏着在土地上的，穿衣要种棉花、植桑树、养蚕、纺纱、织布，吃饭要种水稻、小麦、瓜果、蔬菜，为了方便下田劳作，守护田产，就在田地附近建造房屋，定居下来，一代代繁衍生息。 人们离不开土地，土是中国人的生活来源，是命根，也是信仰。

在中国，数量最多的神无疑是土地神。土地神常常以一个白须白发，矮矮胖胖的老爷爷的形象出现在村口巷尾、田间地头，只一个小小的土地神龛，却常年香火不断。村庄里添丁进口，老人去世等等重大人生事件，都要向土地神报告。土地神就像是家族的长辈，庇佑着整个村庄。

除了土地的神话，中国人对土地，尤其是对家乡的土地还有一种特殊的感情，那就是乡土情结。人们常常用乡井、桑梓代表故乡，村口的古井、大槐树、土地庙是故乡的象征物，而这所有的意象都是从土里派生出来的。在文学、影视作品当中，回乡省亲的华人华侨，离开的时候一定要带走一罐故乡的土，思念故乡的时候，就取出来看一看。在游子的心里，有了这一罐土，故乡就没有远去。

我们还时常能够看到，城乡结合部拆迁之后，农民住上了商品房，楼栋之间的花圃常常会被改造成菜园，种上两畦青菜或者是一排小葱。其实，这并不简单是为了节省几块菜钱，而是这种向土里去讨生活的生活方式，依旧在老一辈农民的行为习惯当中在延续。

费孝通认为，中国人离不开土地。在传统社会里，伺候庄稼的农民是半身插入了土里，不会流动的，因为不会流动，乡村也就变成了熟人社会。这个熟人社会的构成有两大要素，一是 血缘，二是 地缘。住在一个地方的人，如果不是亲戚，那就是世代比邻而居的乡里乡亲。总之呢，大家都是熟人。

这样一个 熟人社会，它的第一个特点是拥有共同的认识前提。在谈论一个话题的时候，即使不交代所有的背景信息，交谈的双方仍然能够明白对方的意思。就比方说，甲和乙碰到一起了，甲就问 “ 张家的事儿，你送了多少？ ” 乙就回答“ 不多，和李家一样 ”。旁人听起来都不知道这两个人在说什么，但是他们俩自己清楚是在说张家办喜酒送份子钱的事儿，而且该送多少钱，双方也是心知肚明的。

随礼的这个例子也引出了 熟人社会的第二个特点，那就是讲求人情往来。不管是婚丧嫁娶、孩子满月还是老人做寿，亲戚邻居们除了帮忙操办，还要包上一份礼金以表心意。费孝通指出，亲密社群的团结性就依赖于社群成员之间相互拖欠着的人情。如果欠了别人的人情，就得找一个机会加倍去还。熟人社会里是没法儿不欠人情的，最怕的是算账，如果彼此之间的人情债都算清楚了，那也就无需往来了。

熟人社会的第三个特点是区分你我。费孝通在书中说到，他在各地的村子里面经常看到有人被叫做 “ 客边 ”，或者是被叫做“ 新客 ”“ 外村人 ”。有些人，即使是家庭在村子里住了几代了，也有被称为“客边”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传统乡村的熟人社会是相对封闭的，对谁是自己人划分是十分清楚的。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开始离开土地去大城市工作和生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不再像以前那么紧密了，可能你在一个地方住上了 10年，却不认得几个邻居，但是熟人社会的逻辑还在很多地方影响着我们。比方说，很多人，一边喊着大城市生活成本太高，要逃离北上广，一边却宁愿待在大城市里面打拼，也不愿意回到老家过安逸的日子，或者说是回了老家了，没呆多久就又回了北上广。有这样一种解释，相比大城市，小城市更加受熟人社会逻辑影响，再加上优质资源相对稀缺，孩子上学、生病住院乃至提拔升职，处处要托关系找熟人，潜规则太多。再比方说，很多的家族企业都有着近亲繁殖的问题。家族企业在初创的时候，主要骨干都来自一个家族，彼此信任，沟通效率高；随着企业越做越大，问题也会越来越凸显。比如企业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关系会很难处理，或者有的亲戚明明没有能力，却要给他安排工作，那这就导致了企业的人力资源利用率不高。

一个讲究人情和关系的熟人社会，它既有温情的一面，也有残酷的一面，就像是硬币的一体两面一样。

二、差序格局

无论农业生产，还是聚村而居的定居生活，或是深入骨髓的土地信仰，可以说， “土”贯穿在传统中国农民日常生产、生活、生命的整个过程，乃至影响到农民的精神状态。 以土为生的生活是稳定的、持久的、不大流动的，农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一方田园中一代一代繁衍生息，从而形成了以 “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的熟人社会。

熟人社会有三大特点，一是拥有共同的认识前提；二是讲求人情往来；三是对于是不是自己人有严格的界定。而从这第三点，费孝通引出了《 乡土中国 》这本书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概念 ——差序格局。

什么是差序格局呢？费孝通在书中举了一个当时苏州河道受污染恶化的例子。那个时候，一般人家里都没有排水设施，苏州人就把家门口的小河沟当成了下水道，什么都往河里倒，不少人家根本就不必有厕所，明知道人家在这河里洗衣服、洗菜，毫不觉得有什么需要克制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这河是公家的。费孝通写道， “一说是公家的,差不多就是说大家可以占一点便宜的意思,有权利而没有义务了。两三家合住的院子，走廊上积着灰尘，院子里满是杂草，没有一家愿意管闲事儿。谁看不惯去扫了灰、拔了草，就是白服侍人，一句好话也听不到 ” 。费孝通说，中国人并不是不善于经营，对于自家的事比哪个国家的人能力都大，可一旦遇到不属于自家的事儿，就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个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

几年前有一条新闻，说有个县号称是全国最大的菜篮子。这个县大棚里种的蔬菜大量的施用化肥、农药、激素，然后源源不断地销往全国各地。可是，当地农民却不吃这些大棚蔬菜，而是单独辟了一个菜园子，不施化肥、农药，种菜给自家人吃。

别人喝的水是不是有异味儿，吃的菜是不是有农药残留，都和自己无关，反正不是自己吃，也不是自己家人吃。费孝通指出，中国人所谓自私的问题，反映的是人们如何划定 “ 群与己 ”、“ 人与我 ”的界限。

我们常常觉得好像西方人更有公德心，但是同时，他们对隐私的保护欲望又特别强。这背后其实是与西方的社会格局有关。西方社会的格局，费孝通称之为 “ 团体格局”。团体格局像是在田里捆柴，几根稻草束成一把，几把束成一扎，几扎束成一捆，几捆束成一挑。每一根柴在整个挑里都属于一定的捆扎，把每一根柴也可以找到同把同扎同捆的柴分扎的清楚，不会乱的。在社会中，这些单位就是团体。

团体格局最大的特点就是界限分明，谁是团体内的人，谁是团体外的人，有无团体资格都分得清清楚楚。大学社团就是团体格局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比方说合唱团、舞蹈团，诗社，加入社团就拥有了成员身份，也就有了参加社团相应活动的资格。社团成员既有参加活动以及竞选会长部长的权利，也有服务社团成员的义务。这显然和传统中国社会的格局不一样。

我们以 “家（family）”为例，看看中西方的区别。

“family”在西方社会是一个明确的概念，就是指本人和配偶以及未成年的孩子。就像我们上面讲的，每个家庭的成员都是这把柴里的一根稻草，几根草束成一把，形成了家庭，家里人和外人的界限非常分明。

而在传统中国， “家”则是一个能够伸缩自如极具弹性的概念，没有清晰的界限。“家里的”可以指自己的太太一个人，“家门”可以指叔伯侄子一大批人，“自家人”可以包罗任何你想要拉入自己圈子的人物。自家人的范围因时因地，可大可小，必要的时候，整个天下可成一家。红楼梦当中的贾府，在鼎盛时期，大观园里面住着姑表林黛玉，姨表薛宝钗，甚至连八竿子都打不着的刘姥姥也来走亲戚。但是，一旦贾府衰落，也就树倒猢狲散。正应了那句老话，“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

区别于西方社会的团体格局，中国社会结构的格局费孝通称之为 “ 差序格局”。对于差序格局，费孝通并没有下一个定义，而是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 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

社会学家阎云翔在《差序格局与中国文化的等级观》一文当中，总结费孝通差序格局概念有横向与纵向两种表现形式。差序格局在横向上，表现为 关系的亲疏远近；在纵向上，表现为 等级的尊卑高下。

费孝通的这个水波纹的比喻呈现了一种横向的社会关系，有一个中心点，那就是自己根据血缘和地缘的联系，离自己越近的圈层关系越亲密，所需要承担的义务越重；那相反，离自己越远的圈层关系越疏远，所需承担的义务也就越轻。在这个差序格局当中，人们要根据对方和自己的关系来判断自己该做什么。就比方说，同样是参加婚礼随份子送红包，兄弟姐妹的婚礼，要好朋友的婚礼，还有普通同事的婚礼，随的份子肯定是大小有别。现实生活当中，人们要求人办事儿的时候还会攀关系、讲交情，努力地往这个差序格局的中心去靠。举个例子，张三托铁哥们儿李四帮自己的朋友王五办一件事儿。李四对张三就说 “ 这事儿可不太好办，他是你什么人啊？ ”，虽然王五只是张三的一个要好朋友，但是张三却对李四说“ 人是我亲表弟，无论如何帮帮忙 ”，李四这才硬着头皮应承下来“ 嗯，看在你面子上，这事儿啊，我来想办法 ”。

差序格局的另一种表现是纵向的尊卑高下。比方说，中国古人就特别强调：君在臣之上，父在子之上，贵在贱之上，长在幼之上。这种严格的尊卑之分，对个人产生强制性的约束力，这种约束力则来源于传统礼制的要求。

纵向的差序格局逻辑，如今依旧潜移在中国人的职场生活当中。虽然说现代社会强调人人平等，但无法否认的是，在一个单位、一个部门，尤其是那些体制内的单位里面，地位高下是有明确划分，不可僭越的，即使处于同一职级，根据先来后到，也要论资排辈。比方说，在一些正式的场合，座位的顺序直接体现了个体在单位里的职位和地位的差别。会场里面，面向大门的一侧为尊，中间位置为尊，二把手坐在一把手左手边，三把手坐在一把手右手边，以此类推。坐的离中间位置越远，地位也就越低。这种地位的高下顺序，要么是明确告知给员工，要么员工在私下里早已经心知肚明。

那是什么让每一个人安心处在这种尊卑高下等级之中呢？阎云翔说， 一个原因是位尊者和位卑者本身的权力大小不一样，手握的资源也不一样，但是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制度性的社会流动，位卑者可以通过科考等途径提升社会地位，也就是十年寒窗苦终为人上人。另外，在传统社会里面， 尊老敬老原则，也可以让每一个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获得更多的权利和尊严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 “多年媳妇儿熬成婆”。这种尊卑上下的等级差异，经由一代又一代人而不断 再生产着 ，并由此而形成传统社会结构的差序格局。

现在，让我们回到费孝通提到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 “ 公与私 ”问题上来。在公家的河道里可以随意倾倒，不是自家人吃的蔬菜可以农药超标。归根结底，就在于差序格局中的个体，对于跟自己关系甚远的人，不需要尽什么义务。在中国人的传统道德里，没有一套笼统性的普世观念，所有的价值标准都根据差序的关系而存在。站在任何一圈当中，向内看，可以说是公，是自己人，是要倾全力付出的；向外看，就可以说是私，是别人，是不用承担义务的。所以，在差序格局里，人们可以为了小家牺牲大家，为了我自己所在的群体，可以牺牲其他人的利益。一些单位，截留上级给的专项拨款，充作部门的小金库，自身利益得到最大化的同时，损害的却是更广大的本应享受这部分专项资金的群体。

三、礼治社会

如果说差序格局是乡土社会结构的外在形态，那么礼治则是乡土社会规范性 的潜在规则。

我们在谈到治理一个国家或者一个社会的方法的时候，常常会想到一对概念，那就是 “人治”和“法治”。一般认为，人治和法治是两种相对立、非此即彼的统治形态。但是费孝通却认为， 传统中国社会既不是法治社会，也不是人治社会，而是礼治社会。所谓“礼制社会”是指在乡土社会当中，维持社会秩序，规定人与人关系，靠的是“ 礼 ”。礼是社会公认的合适的行为规范，合乎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是对的。

从规范性来说，礼和法律都是一种行为规范。所不同的是呢，法律是靠国家的强制力来推行的，而礼的维持靠的是传统。

依赖传统也是礼治的第一个特点。传统是社会所积累的经验，在一个人出生之前，一套社会规范就已经在那里，他所需要做的是学而时习之。这一过程在社会学当中称之为 “社会化”。在一个乡土熟人社会当中，如果一个人违背了礼仪，比方说一个女人不守妇道，或者是一个男人手脚不干净，那邻里街坊就会在背后指指戳戳，广而告之，当事人呢，只能夹着尾巴做人。此时宗族族长还可能动用加刑，实在受不了的就远走他乡，不再回来。可见，礼仪对社会生活的规范性丝毫不逊于法律。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在礼治社会，传统之所以能奏效，关键因素在于社会变迁很慢，当下的问题可以从过去的经验中得到解决。

礼治的第二个特点是 主动服礼。和法律有国家机器做保障不同，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主动，服从于礼的规范。历史上，有个著名的曾子避席（曾子易箦）的故事。曾子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发现自己用的竹席是大夫阶层才能用的，于是，他马上让弟子扶自己起来换席子。曾子的儿子曾元对曾子说，您都病成这样，就别折腾您的身体了。曾子却说，知错要改，如果能依着礼教正道而死去，也就足够了。曾元扶着曾子更换了竹席，还没等曾子在新席子上躺好，人就闭眼了。这个故事是一个极端克己复礼的故事，说明礼在当事人心目当中是一个至高无上的观念。

礼治的第三个特点是 无治而治。所谓的无治而治，指的是社会秩序无需外力来维持，单凭个人内化的礼俗标准，守着一种自动的秩序，彼此相安无事，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关于无治而治，费孝通举了一个足球赛的例子。最理想的足球赛当中，裁判员可以是形同虚设的，因为双方球员都熟悉球赛规则，也明白在犯规后需要接受怎样的处罚。如果球员违反了规则，不但是这个球员，甚至连整个球队的名誉都会受到影响。但是，无治而治作为一种理想化的社会秩序，并不常有，一个人，可以为了一己私利偷偷地越出规矩。

那怎么保证人人都知道什么是礼呢？怎样才能让所有人遵循礼的规则来生活呢？这就需要教化起作用了。教化就是教而化之，通过教育的手段，使被教化者的行为符合礼治标准。我们平时会在电视里看到这样的剧情，一个犯了错的年轻人跪在祠堂里接受族长训斥，这就是传统教化的一种。

教化既不是皇权强加的，也不是在民众商讨基础上形成的。说它不是皇权强加的，是因为教化是一种民间的文化力量，不是政治强制，也不是对被教化者的身体或者精神进行剥削；说它不是在民间商讨基础上形成的，是因为教化根本不需要经由某个人的同意再施加给他。教化是必选项，而不是可选项。人一旦出生就得接受。费孝通指出，每一个年长的人都握有强制年幼的人的教化权利。《弟子规》中有句话叫 “出则悌”，字面意思是出门在外要尊敬兄长，遵守长幼有序的礼节，指的就是这种教化权利。在现实生活当中，很明显的例子就是大学里面高年级的学长学姐与低年级的学弟学妹之间的关系，学长学姐入学早，学弟学妹遇到的问题，他们之前就遇到过，他们可以给予学弟学妹关于学业生活多方面的指导，这就是一种教化权力的体现。在工作单位当中，先入职的前辈往往也对后入职的晚辈拥有天然的教化权利。

乡土社会当中，还有一个体现教化的例子，那就是调解。在乡土社会，人与人之间遇到矛盾，双方各执一词，闹得不可开交。这时候就要请乡里有威望的长者或者是乡绅，以礼为标准进行调解。多半呢，先是各打 50大板，教训一顿如何如何有损门风，发一通脾气，然后双方各自悔过让步，承认错误，最后双方化解。调解不仅是评理化解纠纷，也是对当事人和旁观者的教育。把外在的理的规则化成了内在习惯，最终达到不必有外在的监督，每个人都自动守规矩的无治而治。

礼治和教化权力这两个乡土社会的潜规则，直到现代社会还在发挥功用。在现代，崇尚法律的法治社会，礼治仍然是一种促进社会和谐的有益补充手段。

以上就是对费孝通《乡土中国 》 一书的解读。做一个简要的梳理，我们围绕着三个关键词展开：

·安土重迁是对个体层面的解读，差序格局和礼治社会是对社会结构层面的解读。差序格局是社会结构的外在形式，礼治社会是社会结构的潜在规则。

·安土重迁部分，讲了“ 土 ”是传统农民的命根也是信仰，以及由于农业生产的特殊性所形成的熟人社会。熟人社会具有三个特征：1.拥有共同的认识前提，2.讲求人情往来，3.强调区分你我。

·差序格局部分，费孝通通过对公和私的问题，引出中国社会结构区别于西方社会结构的差序格局。这是一个解释中国社会人与人关系的概念，也是乡土中国一书对于社会学界最大的理论贡献。差序格局在横向上表现为关系的亲疏远近，在纵向上表现为地位的尊卑高下。

·礼治社会部分，解释了礼治的含义和特点。在礼制社会中，维持社会秩序，规定人与人的关系，靠的是礼。它有三大特点：1.依赖传统，2.主动服礼，3.无治而治。教化权力则是贯穿在理制社会中的一种规范性力量,通过教化，一系列礼治观念深入人心，从而维持了社会持久稳定。